英国诺丁汉大学中国政治研究所所长  郑永年
    很多年来，农民工问题给中国政府带来无穷的压力。在农民工问题上，中国现在的趋向实质上是要把目前的二元社会转变成三元社会，即在现有城乡差异之上再附加一个非工非农的社会群体，就是农民工的制度化。如何解决农民工问题？对付眼前的问题和危机当然有需要，但更重要的是要把这个问题放在中国社会发展的远景中来考量。如果像现在这样下去，中国社会势必变成三元社会。 这个三元社会要比过去的二元社会还要难以治理。另外一个选择就是废除农民工制度，有计划地、渐进地通过城乡整合向一元化社会发展。
正义的社会必须是开放的社会
    农民工是中国户籍制度的产物。今天我们所看到的户口制度在中国的历史上并不存在。历史上，尽管中国是个农业社会，但人口具有高度的流动性。这里不仅仅是人口的区域流动性，更重要的是社会分层意义上的流动。
    中国传统没有西方那样的阶级概念，更没有印度那样的身份等级概念，个人可以依靠自己的能力和努力往上流动。今天的户口制度是1949年建国之后特定历史的产物，是政策的产物。这段历史已经过去了。但这个制度未来如何发展，则是一个必须加以严肃考量的问题。改革开放以后的第一代农民工还可以说得过去。他们本身是农民，因为农村改革，他们从农业人口中分化出来。这是历史的必然。但是今天，第二代农民工开始逐渐成为主体，并且第三代也开始处于成长阶段。除了“农民工”这个人为的身份，他们和城市居民没有任何实质性的区别。
    一个正义公正的社会不会是个绝对平均的社会或者毫无城乡差别的社会，但必须是个开放的社会。也就是说，社会必须是包容性的而非排他性的。农民工制度的存在，不管其有怎样的历史和现实的原因，说明了中国社会在很多方面仍然具有排他性质。排他性社会意味着什么？就是说在一个社会中，一个社会群体(往往是强势社会群体)的生活品质水平的提高或者维持一方面必须依赖于另一个社会群体(往往是弱势社会群体)的贡献，但另一方面同时又排挤后者的进入，阻止后者来分享前者的生活品质，并且社会群体之间的界线往往是通过各种制度化途径来划定的。
    在人类历史上，这种排他性的社会在很多国家的各个阶段都存在过。尽管人类已经进入了后现代社会，但社会的排他性往往会通过不同形式保存下来。存在排他性的农民工制度安排既违背人本原则，也违背生产力解放原则。再进一步说，这样的社会绝非和谐社会。废除农民工制度就是要保持中国社会的开放性。就是说，如何对待农民工关乎中国社会的发展方向，是朝开放社会发展还是倒退为一个封闭社会？
农民工制度化的隐患
    例如在党代会和人大代表中开始出现农民工的代表，尽管人数极少，比例极小。农民工俨然已成为一个“界别”或者功能社群。就是说，大趋势是农民工这个社会群体的制度化。然而农民工制度化对中国来说是长期之痛，甚至是隐患无穷。如果农民工制度化，那么中国社会就会在传统二元的基础上成为三元社会，即城市与农村和流于农村和城市之间的、非工非农的农民工。
    农民工制度不符合生产力发展的要求。在现在大多数工业化国家，在从传统二元社会到工业化社会的转型过程中，经济的发展和城市化都要求农民转变为现代公民。同时工业化和城市化有效地吸收了从农村转移出来的农民。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的工业化和城市化是举世无双的。但是中国的工业化和城市化吸收和消化农民的速度则极慢。这并不是说中国的工业化和城市化没有能力这样做，而仅仅是因为人为的农民工制度之所为。
    制度的方方面面都没有考虑到农民工，结果就导致了制度上的歧视。可以说，农民工制度不废除，这个庞大社会群体的生产力就得不到解放。近年来，中国政府推出了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的政策，这表明了政府要解决三农问题的决心。但建设新农村绝对不是意味着要诱导农民工回去。三农问题的根本解决在于通过工业化和城市化减少农民。